[分享] 卢嘉锡：打破人文与科学的畛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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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作者为浙江文艺出版社《大科学家文丛》丛书所作的序言，《大科学家文丛》1999年5月出版，计4种，包括《李政道文录》、《吴大猷文录》、《竺可桢文录》、《怀特海文录》。）

　　英国的C．P．斯诺（CharlesPercySnow，1905－1980）是个奇才，他早年是学化学的，就读于莱斯特大学化学系，25岁时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成了一名分子物理学家。两年后发表了第一部小说，另一部反映科学家道德和情感的长篇小说《探索》引起轰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他一直担任英国政府的科学顾问，专门负责科学人才的选拔与组织工作。50年代末，他在剑桥大学里的讲座发表了题为《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的演说，引起强烈的反响，他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实际存在着两种文化，一极是人文知识分子代表的人文文化，另一极是科学家所代表的科学文化。两者之间，很难沟通，有着很深的鸿沟，特别是在青年人中间，有时甚至到了互相敌视和厌恶的地步，他们荒谬地歪曲对方的形象，在情感方面也很难找到很多共同的基础。这种分裂和对立，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损失。

　　斯诺从自己的体验出发，尖锐地指出科学与人文的两极分化倾向，是很发人深省的。我们知道，专业研究并不是科学探索的全部内容，在真正意义上，科学探索是对真、善、美三位一体的追求。但是由于人类生命和智力的严峻局限以及社会的迫切需求，我们只能把研究领域圈得越来越窄，把专业学科分得愈来愈细。这种学科分家、单科独进的局面，在20世纪最为明显。就物理学而言，如果19世纪还有通才的话，那么20世纪就只有专家了，难怪有人说费密是“最后一个全能物理学家”。在所有的由专业分工带来的隔阂中，人文与科技的隔阂是最深的。搞理工的不知道莎士比亚，搞文的不知道牛顿，在当今之世，并非无稽之谈。

　　成为某一方面的专才，并不是我们教育的全部目标。马克思特别强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分化具有受历史制约的暂时性，并且预言：“自然科学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同样，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这将是一门科学。”他提出的有关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至今仍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打破人文与科技的畛域，强调文理交融，在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今天，不但有针对性，而且有紧迫性。1995年，国家教委开始组织专家学者，制订《面向21世纪的教学内容和课程改革计划》，我从当代科技发展的角度谈了一些看法。近十几年来，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明显的特征是日益求助于多学科融合的战略，例如环境问题是当今人类所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需要从人文社会科学、地理学、大气科学、化学、生物学等多角度综合研究。大家知道，现代教育思想一个主要的思路就是摒弃过去那种把专业划分过窄、知识分割过细的做法，强调综合性和整体性的素质教育。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和变革，各时期对专业人才的理解也各有不同。在50年代，当斯诺在谈两种文化的时候，我们正在学习苏联模式，提出五六年就培养出工程师、科学家。这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有过积极的作用。改革开放近20年来，这种模式应该有所突破了，那种理工分家、专业设置过窄、本科教育目标定得过高过专的弊端必须有很大的改观。1995年底，国家教委就加强大学生素质教育问题组织有关试点院校进行了座谈，明确指出：理工科学生要加强人文科学教育，文科学生要加强理工科的教育。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目前，在国内出版界，专业分工是非常明确的，科技出版社只关心科技，文艺出版社只关心文艺，“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当然有集中的优势，但如果能做一些联姻的工作也是可喜的。浙江文艺出版社与中国科学院、中国作协通力合作，出版了第一部反映我国一流科学家风采的报告文学《中国院士》，在科学界和文艺界都获得了好评。最近，他们又要推出《大科学家文丛》系列，系统整理本世纪海内外科学大师们的人文思想，搜集这些大科学家们自己专业以外的文章，结集出版。这些大科学家是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探索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杰出代表，他们的探索对20世纪人类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相信，通过这一套丛书，读者诸君能够领略到这些大科学家身上所体现的知识的力量、人格的力量和情感的力量。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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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人文，会通以超胜
——读《吴大猷文录》

中华读书报2003.08.13

吴大猷（1907年—2000年）是20世纪极富创造力与启发性的少数华人科学家之一。他的研究成果广及物理学及相关科学研究领域，尤其在原子和分子理论、散射理论和统计力学方面颇具独创性。关于铀后元素的理论预言，原子光谱“多重激发态”中之一类（后来被称作“吴态”）的研究等，都具有世界性的影响，他的几部物理学专著已成为相关领域的经典文献。先生识才育才，启发后学，李政道、杨振宁、黄昆、朱光亚、马仕俊、郭永怀、马大猷、虞福春等一大批物理学家无不领受大师的教诲与奖掖。因此，在当代华裔科学家中先生被尊为“大宗师”，还被誉为“台湾科学发展之父”。
作为紧扣20世纪物理学脉动的科学家，大师的物理学理论并非常人企及；但是，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超过半个多世纪的科学探索，大师在从科学研究到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对“科学”高瞻远瞩的诠释与把握，对中华传统文化现实存在与未来发扬的精辟见地，对艺术追求的专一投入，使物理学大师更具人文色彩，闪烁着传统文化与科学精神融会贯通的独特魅力。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吴大猷文录》（“大科学家文丛”），就是真实记载大师科学精神、人文内蕴与艺术情结的第一手资料。
1、广义的科学理念
吴大猷60余年的职业物理学家生涯，中西兼备的学养，形成了他对科学发展深刻而全面的理解，用身体力行之科学实践昭示了科学精神的灼灼之华。
吴先生明确界定了“科学技术”的概念，即科技一般包含了纯粹科学、应用科学和技术三个层次的内容。他强调科学研究的基础性地位，以发扬自由探索不受束缚的科学精神。他说，“一种真正的科学态度要求一种开放的精神”，“真正的科学家，他们对学术有绝对的真诚，绝无虚伪；他们永远持着客观的态度，批判性、怀疑性的习惯。”（P122）实用性的科学研究不仅对国民社会建设所必需，而且给予纯粹科学以刺激与支持，而新的发明发现、新领域的开拓，则往往又有赖于自由求知的探索。
科学以追求真理为要义，其特质是不断前瞻求进。科学作为“知识与智慧”的有机统一体，智慧使知识成为有机的并且具有秩序。在现实社会治理的实践中，科学不仅仅是人类已获得的知识，而且成为一个日渐广义的概念。广义的科学包括“对知识的继续深入探求，继续的修正，继续的扩张；包括对事物求知，求更深了解的态度和精神；包括进行求知了解的方法。以一个人说，如其习得许多前人已得之知识，而不从事于新知识领域之探寻开拓，仍不能称为一优良之科学家。以一国家说，如其只有丰富的图书，充实的实验室，而无工作者作新知识的研求，则亦不能谓其有科学。有许多的人，有相当的知识，对知识有了解，有求知的内在原动力，有研究的方法以从事研究工作，同时有近代研究的设备，这许多条件综合起来，才构成了一个国家的科学。”（P338）这样看来，现代国家的科学重点应该是广义的科学，它包括一切应用科学及技术部分知识的源泉。在广义的科学框架下，科学研究与社会治理、人类命运更为全面地联系起来。
对于科学发展，吴大猷始终坚持两点基本主张：第一，在发展科技时，兼顾基础与应用科学的发展。否则我们即使追赶上了发达国家，也不能有所创新和发现，即所谓“短视近利则不能兼顾长远目标的功效”；第二，在自然科学主导的现代世界，一个人无论从事何种行业，应该兼具人文与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并应该接受这种“通才教育”（P145）。
2、物理哲学的探讨与炽浓的人文关怀
1970年以来吴大猷先生开始关注物理哲学和科学哲学问题。1975年出版《现代物理学基础的物理本质和哲学本质》；1988年，在病榻上写出《物理学的性质、简史和哲学》；1989年作了14次系列讲演，1992年结集出版《物理学：它的发展和哲学》。他认为，一位物理学家，从对物理学的历史和哲学的更深刻、更具批判性的理解中，会有助于更全面了解物理学。物理学家的哲学思想对其创立和建构理论，尤其显得重要。
强烈的人文关怀，是吴大猷科学生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说，“我们不能分别科学与技术，但对人文学和科学则分野鲜明。我们文化的传统，对人类本身及人类历史、文学、哲学、艺术等都有深入的观察，但惯于掩饰真理，对科学只杂有幼稚的敬畏或罔视的态度。”（P124）吴先生眼中的“人文”包括哲学、文学和艺术，哲学包括了伦理，如修身、人己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再加上人生智慧，如宗教的基本哲学思想、逻辑及人类思维、认识论等。我们社会真正的科学家就包括自然科学家与人文、社会科学家。
吴先生多次指出，科学和人文学的分野是人类文明的严重问题。由于人类文化的进展而形成“两种文化”分野，我们不应在二者中做出一种选择，而是应该尽可能地教育人们彼此学习与沟通，使人们适应世界发展的根本要求。沟通是艰巨的事业，但舍沟通外，别无他法。吴先生一直呼吁与探索导正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无科技无法与人竞争，无人文则无法使自然科学在中国真正生根”（P270），这是吴先生对于中华民族达到真正富强之境的肺腑之言。 “人类已到了一个时期，务须有一个人文和科学合一的文明。”人文与科学的融合在于改变人类的教育，使学习科技者不成为“机器人”，学习人文者了解“科技”的性质，以使人类拥有更高的智慧——兼哲学与科学的智慧，人类精神将达致一个理想的境界。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
吴大猷极力倡导并从事“通识教育”的社会实践，为未来社会发展积极培育宽口径、广才能的“通才”。在科学的教育中，使学生获得从事任何工作的基础，为社会旧传统注入新鲜活力；在人文学的教育中，注重学生科学知识的获得，让学生了解科学的方法、科学的哲学与科学的传统。习科学者，应在科学的真精神下顾及人类思想、历史、哲学等。高等教育的重要责任就是将人文学与科学间的鸿沟弥合。吴先生的“通识教育”理念并未停留在理论架构阶段，他通过中学教科书的全面更新，切实展开了实践的尝试与努力。
3、中华文化的高智慧
吴大猷以现代科学家的敏锐目光与深厚的国学底蕴，洞悉中华悠久文明之利弊。李政道追念恩师说：“吴老师一生忠实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他承继了我们古有的道德传统，他发扬了近代科学的进步。”
他指出，中国文明多系技术性、观察性、记录性、个别性，偏重实用传统，而弱于抽象的、逻辑的、分析的、演绎的科学系统。我们有机械发明，而从未能建立抽象的动力学原则；我们的光学有凹凸镜影之观察，而未有物理光学之观念；我们的数学有应用性的代数，而无逻辑演绎的几何学；我们有磁石的应用，而从未达到定量性的磁作用定律；我们的哲学核心是伦理，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而非西方的哲学传统。在民主制度下，欲求国家有健全的科学发展政策，则社会务必有相当的科学水准（P123）。这是现代化进程中昌明中华文化而需要努力健全完善的一个方面。
对于现代科技发展产生的偏蔽，吴先生指出，“若仅以科技解决科技问题，就会发生漩涡愈卷愈大、愈卷愈深的现象。饮鸠止渴，最终非死不可。以科技来解决问题，实为一条险路，解铃还须系铃人，问题能否解决最终还是决定于人的态度。”（P147）中国文化是非宗教世界中唯一强调人本身修养的文化，中国哲学将人视为自然的一部分，人尽管可以超越自然，利用自然达到“利用厚生”的目的，但绝不讲求征服自然。对于科技带给人类负面效应的补救，有赖于注重人文与自省、强调整体观念的中华文化之伸张。
提倡复兴中华文化，当然不是纯情感地来弘扬传统文化，而是理性地深思如何建立一个“新文化”。“新”更强调文化是“活”的，是不断地成长改变的（P226）。真正的问题还在于如何可以逆着强流，为我们文化的精华建立一个新形式、新系统，这是需要智者深思的大问题。吴先生曾倡言融会“科技文化”和“我国传统文化”而建立一个“新文化”，这与20世纪30年代以来钱穆、梁漱溟、杜维明等一批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阐扬中国新文化世界化的理想相契合。吴大猷的认识更贴合当今社会现实，力求更强的可操作性。从较为具体、可行的方面言，就是打通科学与人文分隔的教育体系，未来社会不再是由思想、知识、语言上互不相通的两种人构成（P244）。中国实现现代化要立足于民族文化之根，既不能割裂传统，也不能因循传统，而要对传统进行创造性的诠释；要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使其与当代文明相结合。
4、克莱斯勒情结——物理学家超直觉的音乐灵感
吴大猷矢志探索宇宙物理之奥义，与自然界打交道，崇尚简单而深刻的自然之美。无形之中在科学追求的另一维形成了他钟情之致的艺术雅好。1920年起，他开始钟情于20年代世界当红小提琴演奏家克莱斯勒的作品，毫无造作的自然情感抒发使克莱斯勒成为吴大猷心目中音乐艺术的典范。随着欣赏音乐能力的增进，对克莱斯勒作品与演奏的喜悦进而变成对艺术家的个人崇拜，并且渐由理性变为情感进而达到“迷”的程度（P301）。《吴大猷文录》中收录了“我最倾心的音乐家克莱斯勒”一文，科学家详尽追溯并考证了音乐家的身世与经历，倾情之致。
克莱斯勒音乐征服吴大猷心绪的不平凡之处在于，在技巧上演奏家与物理学家的方法论是相通的，即不以技巧来炫耀，技巧不过被用作一种工具罢了。克氏演奏以不需要练习而著名，他说自己的音乐都刻在心里；手指只不过是士兵，完全听心的指挥。心里要奏出什么音乐，手指自然听命。其实，保持着发自内心对音乐的灵感已无时无刻不存在于音乐家身心之每一处！一个注重对音乐的“解释”与艺术灵感累积之创造；一个注重对自然之理、万物之理的“解析”，并以自由无羁之精神执著于自己倾心之境。吴大猷体会着克氏音乐的全部，“他不拘谨、呆板地照着乐谱中每一节拍音符，他是将全篇作品的结构、情绪综合融会地表达出来”，物理之解析何尝不是如此之心神照合？科学与艺术在直觉与情感的潜流中得到了出神入化的砥砺与融通。
本是同根同源的科学与人文，近代科技革命以来经历了殊途与陌路，然而作为一种永恒的精神存在，人类日益认识到科学人文分离造成的生存困境。相较于单纯的理论性探索，大科学家身上具体而微地映射出科学与人文会通的智慧光芒，读起来更加亲切可感，具有潜移默化的心灵归化的力量。这套“大科学家文丛”中还收录了李政道、怀特悔、竺可桢等中外科学家关于科学、人文、传统文化与艺术的大量精彩篇章，大师们开阔视野与深邃思想读来令人陶冶性情，砥励智慧。以人文之情思导引科学技术富于人性、伦理与审美意蕴，以科学技术之精进充实广袤的人文智慧。科学与人文由殊途走向圆融，将不断呈现健全成熟的人类慧命，使人类精神日渐达致澄明之境。
（吴大猷著：《吴大猷文录》，柳怀祖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17.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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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科学家的小品
作者：耿法

　　吴大猷先生是著名的物理学家，研究领域非常宽广，硕果累累，已发表了一百二十多篇重要的科研论文和五本专著，他的两位学生李政道和杨振宁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但笔者未曾想到这样一位大科学家还笔力雄健地写下了许多专业以外的短文，文笔生动，兴致盎然，饶有情趣。浙江文艺出版社最近推出一套“大科学家文丛”，《吴大猷文录》即是其中一本，读者通过书中的七十余篇文章，领略到这位大科学家身上体现的“知识的力量，人格的力量和情感的力量”。笔者印象中，内地著名科学家这方面可与吴大猷先生媲美的惟有竺可桢、茅以升，这套“大科学家文丛”中，也有《竺可桢文录》，可参照阅读。
　　吴大猷先生是一位富有爱国情怀的科学家，他于九十高龄之际，恰遇香港回归祖国，挥笔写就《国耻尽雪，科技兴国》一文，劈头就说：“我今年九十岁，从小读历史，知道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一连串的‘国耻’，现在能亲眼看到我们中国人以和平方式收回1842年割让与英国的香港，和1897年租借与英国的九龙，内心当然感到十分高兴。香港的回归，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我们洗去许多国耻的一页，更象征着我们中华民族在国际上地位的改变。”这一强烈的爱国情感也贯串于其他许多文章中。
　　吴老十分关注社会现实，他的许多见解犀利深刻，一语中的。有意思的是，他指出的台湾社会一些问题，内地读者并不陌生。比如他在《八十述怀》中说当前社会一个严重的问题是肤浅、浮面：“我发觉不论团体或个人都喜欢高唱简单化的标语和口号，执迷于通俗言辞的表象，不去深入事物核心内涵。”他列举了尖端科技、引进技术、总体计划、多元化、转型社会等一连串专用名词或术语后指出：“这些字眼被滥用的结果，使文辞轻飘起来，徒具天花乱坠的空壳，说的人与听的人都忘了事体本身的复杂与深意，不去分析和思考如何发展、如何计划、如何带动。……把一个原本需要深入了解的事，挂在嘴边虚饰，这是十足的大滥调。”看看我们身边，许多官员和所谓专家、学者的报告、指示中，这类挂在嘴边的大滥调还少吗?吴老说得多么形象而又深刻啊!
　　国人如今谈论得十分热门的教育问题，《吴大猷文录》中也有多篇文章专门谈教育，其中《通识教育》一篇有很强的针对性。社会上不少人误以为大学教育是为学生觅职的教育，亦有学术界人士以为大学应予学生以专才训练，吴大猷先生认为这些皆是偏狭之见，造成大学科系过度偏专狭窄。他提出：“大学教育的理想，是给予一个成熟的学生以接受各种教育的机会的处所。”“换言之，大学是学者和学生都有自由从事所选择的学术致力的处所。”他探根究源，进而指出：“矫正目前过度偏专的大学教育的企图，势必须由高中着手。”这和内地一些学者近年来极力提倡“文理渗透”，反对在高中过早分文科理科的教育思想是一致的。在家庭教育上，针对台湾岛内一些父母一窝蜂送子女学琴以赶时髦的心理，他在《我喜欢音乐》一文中直截了当地指出：“不论孩子有无兴趣，有无天分，统统逼着去学琴，这种学法是没用的。真想培养一个音乐天才，非经特殊训练不可，好的老师才能发掘好的学生，否则再有天分，终将被埋葬掉。”试看内地城市中不少家庭的父母不亦是如此赶时髦吗?实在有必要倾听这位大科学家的意见。吴大猷先生兴趣广泛，生活情趣浓郁，他喜欢音乐，尤其推崇小提琴演奏家克莱斯勒，写了《我最倾心的音乐家克莱斯勒》，洋洋万言，对克莱斯勒的生平和艺术成就作了详细介绍和精当的评价。他还爱读报纸副刊，写下《读报纸副刊的杂感》，他的不少短文，就是发表在报纸副刊上。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吴大猷先生极其重视学术研究者的品德和素质，写下了《学术独立》、《谈学术研究》、《学术评审的制度》等多篇文章，尤其是《学术的诚实》一文更直言不讳，尖锐地批评“知识的不诚实”的多种表现，既有低劣愚蠢的直接抄袭，也有“高手”写论文时引用他人的见解、理论而不提他人的名字，不加小注说明出处；还有人将别人的著作列入文末的“参考文献”内，却又不说明文中引用了谁的著作的哪段哪页。吴大猷先生断言：“这样的伎俩，只可蒙弄一般的读者，不能逃过‘行家’的‘法眼’的”。这种“知识的不诚实”值得我们引起警戒。最近有一本《十作家批判书》问世，说是代表了“新锐批评”，但该书中首篇文章《〈围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一部伪经》，有好几页文字是抄袭施康强先生的文章，却没有任何标明出处的脚注或尾注。该作者已在《文汇读书周报》上撰文批评这种做法。姑且不论《十作家批判书》观点能否站住脚，单是这种抄袭，就是吴大猷先生批评的“知识的不诚实”，而且是“连作弊都不及格的”。
　　“大科学家文丛”立意好，我们期待读到更多的大科学家写的专业之外的佳作!

来源：《博览群书》

炫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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